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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時尚

京城網紅美術館:“紅磚”

Louis Hothothot:打卡勝地“紅磚”試圖用“2020+”主題,解讀新冠疫情為社會秩序帶來的衝擊。
紅磚美術館內景

當新冠病毒這一災禍席捲全球的時候,當無數藝術活動都停擺的時候,京城第一網紅美術館是如何親民,如何用藝術鼓勵觀眾去思考未來呢?

目前,在各種搜索引擎上,伴隨紅磚美術館的詞條,都是諸如此類:“顏值爆表的京城第一網紅美術館”、“北京22個冷門景點”、“文青打卡聖地”、“週末遊好去處”、“婚紗攝影取景地”……瞧!一水的休閒、放鬆、旅遊的條目,溢美之詞也是無以言表。當我來到這座中式園林般的美術館之後,發現這些詞條果然不是浪得虛名。紅磚建築、藍磚庭院、綠色的湖水、黑色的天鵝……上一次筆者為美術館的環境讚歎不已,還是站在貝聿銘先生設計的蘇州博物館的庭院的時候。

縱觀美術館建築設計的歷史,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:古典主義的博物館總是有一個高高長長的台階,觀眾去美術館就像去教堂,要走上一條“朝聖之階梯”,才能進入藝術之聖殿,其代表性建築,諸如: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等。而現代美術館總是有一個玻璃旋轉門,代表性的美術館,是阿姆斯特丹市立美術館;從理念上講,這個玻璃旋轉門的設計,意味着民主——它能平等地將內外空間進行互換。再看看當代美術館,則是以水為伴、以公園為鄰,其代表性作品,是巴黎的路易威登美術館;從觀念上來講,當代美術館徹底放下了古典主義的精英話語權,不再扮演訓導大眾的權威,而是提供讓觀眾在放鬆和休閒中寓教於樂的環境。

經過這麼稍稍的一個分析,我們便很容易看出來,一旦脱去紅磚美術館那件“網紅”的外衣,看到的底褲是當代藝術。2020年的新冠疫情,幾乎腰斬了西方的旅遊業。但國內的驢友們,並沒有停下腳步。在“紅磚”參觀的一個多小時中,我便屢屢看到提着旅行箱來“紅磚”打卡的潮流一族們。

當新冠疫情讓無以計數的藝術活動停擺的時候,紅磚美術館也不得不大幅度更改了年度計劃。為什麼不籌備一個針對當下社會的展覽呢?

這個“有社會性思考”的想法,在3月份的時候,開始進入館長閆士傑的腦子中。既然我們正面臨着百年來最困難的疫情時刻,既然這場突發的公共危機將個體和人類大眾的生存秩序重新洗了牌;那麼,當下的我們,該如何面對呢?這確實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,我們的生存經驗,都不足以為我們的未來提供明確的答案。閆士傑説:“舊的秩序、方式、管轄的失效,也促使我們建立新的、向前有力的,符合未來的生活方式和管理模型。我們希望通過展覽‘2020+’提出問題,向觀者、社會展現藝術家的思考。”

除了顏值親民,“紅磚”的思考也貼近當下社會。於是,以和大眾建立溝通為目的的展覽“2020+”項目,很快便啓動了。這個展覽不僅涵蓋了那些已經寫入美術史的已故前輩,諸如:陳箴、黃永砅等;還有半寫入美術史的當代大佬,諸如:宋冬、梁紹基、林天苗、王功新、楊振中、尹秀珍等;當然,還有陶輝等後起之秀們。

陶輝的影像裝置作品《你好,盡頭!》

先説説這一件陶輝的影像裝置作品《你好,盡頭!》吧!有9個屏幕像墓碑一樣豎立着,每個屏幕都有一個獨立的故事,每個故事都僅有一個人物——他們都在打電話。所以,觀眾只能聽到不完整的單方面的對話。這幾個人物有沉迷於遊戲世界的孩子、兒子自殺了的母親、歸隱的和尚、中學女學生,恐怖電視節目製片人等等。他們通過墓碑一樣的屏幕,莊重地、各自孤立地站着。這是疫情時代的我們的社會嗎?任何人都如此地孤立。像,又不像!因為早在疫情之前,社會已經變得愈加原子化,人與人的疏離和隔膜,早已經成為當代社會最難以逾越的障礙。9個屏幕中的這些角色們,無論面對無邊的大海,還是居於斗室,無論是站在林立的墓碑前面,還是在有螢火蟲環繞的夜晚裏,他們都是形單影隻地對着電話訴説。當代社會的孤立感從這個作品的形式語言上,表達得很直接有效。另外,影像的拍攝很具電影感,場景的空間很有縱深感,還有職業演員演出,都讓人覺得在看一部電影的片段。有意思的是,這件作品全是日語對白。原來,藝術家陶輝的靈感來自他的中國經驗,但是在日本駐留期間,他創作了這件作品。可以説,藝術家所進行的國際經驗的轉換,又在另一層面上,帶給這件作品一種國際化和普遍化的精神內核。

黃永砅的裝置作品《羊禍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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